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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

elvt   发表于 07-04-22 21:34 阅读：343 评论：1 文章出处:吴庸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简评：有许多人看到新加坡华丽的外表就失去了对民主要求的基本认识，用新加坡和一些落后国家或和共产中国来比较。若要比较至少应该举例：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日本，或澳洲，纽西兰等临近国家。希望这文章提供热爱民主与误识民主的人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伪民主与橱窗民主是何等的可怕，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