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lway兄，
正邪之分，那道界线在你心中真的是太过明确了。在现实生活里，即使是雌雄之分，也有错辩的时候。
你敢说：贪污腐败是国阵的专利吗？
你敢说：民联绝对不会贪污腐败吗？
在国阵独大的时期，国阵没有机会学乖，而民联却没有机会学坏。
可是我认为，权力会让人腐败！
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
只要权力在手，腐败就来，不管是国阵，还是民联，都是一样的！
身为人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以自己的选民智慧，去投选出我们认为最为廉洁的代议士！
thepplway 求真思想博客
把金牛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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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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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民联输了州政权又如何？ |
就算民联输了州政权又如何？ 文/求真
如果霹雳苏丹殿下不御准解散州议会，民联就世界末日了吗？绝不，大家可以去浏览马华与各方的博客，都鄙视这类躲藏起来然后退党的变节政客。马华的基层不能接受这样的人物与这样的夺权方式。在他们的博客一片骂声，骂声不绝。透过这样的夺权行为，让人民认清国阵对民主选举的蔑视与践踏未尝不是好事。
能够让一位超过20年党龄的行动党人员退党导致政权变天的关键，背后的影响与威胁有多大，相信我们一些只相信国阵不会出格的良民是无法想象及无法接受的。在合理化国阵夺权的论述里有什么漏洞是多么空洞将是民联与热爱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要深挖与分析的。
我许多朋友非常肯定国阵这次的夺权只会加速其灭亡，但是我们必须做好疗伤与激励的正面工作。不要让恐吓政治得逞，不要让公民社会退缩，因为要达到一个崇尚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是我们遇到挫折后还坚持理想吗？首先我们必须严防民心的瘫痪，然后我们要让伪民主的论述自相矛盾与分裂，至少我们看到国阵部分的领袖已经不同意这样夺权的做法，而且背后的党员与支持者也异口同声的谴责如此变节行为。这可以让作为一个参考与深化研究，如何让正义之气发酵，如何让个人的心声传达普遍社会？公民社会，加强人民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我们共同的工作与责任！
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要达到两线制也必须经历许多误会、破坏、与打击，如果我们克服了困难胜利就在前方了！民联加油，公民社会加强人民独立自主思想的工作与责任是我们的了！民联加油，追求真民主的朋友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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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的思考博客，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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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学习交流,促进民主,改变迷信!
Let' s change the messy world by the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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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y's bru ‘s blog said wat ? |
我不知道这著名部落客是什么政治思想，但是当我进去他的博客留言后发现一大堆out of date的所谓政治博客。他们谈的论调不外是
1.安华首先引起了“变天”所以现在是自食其果
2.纳吉是精明领袖，安华不敌
3.两粒坏苹果论
4.期待雪州也变天
5.有些则是讨论国阵不当行为的--这类思想我视为进步有创意思维的不加评论。
以反对民主人民醒觉居多的论述竟然可以在著名部落客里大行其道，真是民主之耻。
可见没有论述的博客造就了另外一般习惯性没脑思想的落后群体思想。
我估计这些写的人多半不是穷人没有感受国阵腐败无视法治、民主、人权与人性尊严的一群寄生思想。
这些人不能阅读更多从法律角度及人权、民主等角度思考安华变天的论述，还是根本没有这类文章在他们习惯的语言里？（对不起，我的中文也不规范了）
我相信他们是新一代没有独立思想与缺乏分析能力的一群，可能他们只是容易满足自己与容易为国阵谎言激怒摆布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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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证明你活在民主与说理的社会！ |
请证明你活在民主与说理的社会！
求真 | 1月21日 下午2点11分
最近看到《当今大马》来了一些不速之客，他们的为文以挑衅、恐吓及政治部暗探角色的行文为主（例如：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要提控你！）。
在此作为读者，希望我们网络媒体的空间不会被如此言论玷污，及成为变相的打压言论的平台。在此奉劝那些习惯了对人呼呼喝喝的大老板们认清，这是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而不是把这里当成解决个人恩怨的战场。
另外，如果你写文章是没有经过深思明辨的，必须有心理准备会被读者质疑，而这过程是一个启迪民智及参与民主的过程，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可以超越民主准备一言堂，请您准备好面对更多的读者的反响。
如果您有理就不该靠打压、恐吓与颠倒是非来证明自己，反而要在真理越辩越明与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原则下与读者交流。反之打压、强权、恐吓的手段正是证明了你们是无理的缺理的与理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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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公平的选举机制！ |
我国没有公平的选举机
求真
发送至 chinese-editor显示详细信息 11:07 (41分钟前)回复网络媒体虽然很详尽的报导国阵的赂选手段，但是国阵只要一句："我一直以来很欣赏回教党与公正党对争取民主选举的机智与团结。这选举从严重的种族为依据的选区划分、没有干净的选民册、我们不应该为了胜利了就不检讨，没有真正自由、透明与公平的选举机制，希望朝野有识之士，必须为一个更民主的未来，介绍公平选举的网站：border="0" alt="page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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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杯弓蛇影！ |
国阵杯弓蛇影！ 求真 | 1月5日 晚上8点10分 瓜拉登嘉楼国席补选尚未开战就率先爆发5名在野党助选员，因为张贴针对副首相纳吉的蒙古女郎阿旦杜亚肖像海报，遭到逮捕的风波。
这真考验我国的民主与司法制度是维护老百姓或弱势者又或者是古代封建的那种有权有势的？我不知道啊，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吧！
马华的堂堂正正做官，我劝一下，还学不会如何堂堂正正的做人就别学做什么官了。阿旦女士是死了，但是如果让人在心里也不能嘀咕什么的，这还是民主社会吗？只许马华在巴刹（pasar）菜篮政治却不许人民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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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种族主义 |
当所谓报禁似乎相对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不同源流语言的报章在一个政府管辖的印刷与出版法令下竟然是南辕北辙的报导后，我们是否已经明白所谓制造种族主义的温床一直都是同一个政府不同的政策语言所导。可能今天相同是读中文的读者，看到我这篇文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只想说好好去研究书本及主流媒体以外的信息，否则你将是导致语言（民主与暴政）分裂政客的工具。从岁末悉数，今年可能是我一生当中写最多文章的一年，当然期待未来会比今年更好更大的进步。在我博客的标签排行榜里政治是占最高的频率。希望赶上岁末的最后一班列车再和大家谈谈我对国内最让人关心的课题，谈谈我的观察--种族主义。
小时候打开报纸就是：反对党是种族主义者，甚至有极端种族主义，种族沙文主义等称号。接着是看到许多的反对党及华教的强人面对各种的指责，一些因此被政治囚禁（政治犯）。记得我们家在谈政治的话题，母亲都会神经兮兮的说，声音小点，小心隔墙有耳。这就是我比较深刻的白色恐怖。因为围绕在我们村子里的中老年邻居多半是马华与民政的党员。
当我逐渐长大，懂得分析什么是种族主义后，开始发现似乎经常指责某人某党某团体种族主义的其实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奉行者。到底为什么在主流媒体的渲染下反种族主义份子都成为种族主义者呢，当我看到一些如律师公会、Aliran、人民之声等团体用恶法来形容那些禁锢人民自由思想的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大专法令等后，开始认识为什么族群之间为什么那么多误会。别忘了，在80到90年代报章那敢刊登恶法、白色恐怖等这类形容本国政治压迫的字眼呢。
当安华被政治迫害后看到三大民族开始了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共同追求后，我才明白其实在野党的马来人是一样的痛恨内安法令、一样的痛恨大专法令。这对我们一直看华文报章长大的孩子来说网络世界开启了我另一扇了解马来民主人士的门。
当我们看到华文报章报导马华如何的批评行动党为回教党的回教国护航的同时其实马来媒体包括电视媒体都在揶揄与挑衅回教党为什么不敢实施回教法是因为行动党阻扰。同样一个国家却在国阵的不同源流的媒体操弄下不是同一个梦想。这就是国阵所谓的国民不能团结是一种语言政策无法落实之故。似乎记得当年比较敢怒敢言，敢报导国内外真相的星洲日报曾经要求出版一份马来文的星洲日报却被拒绝了，这说明什么呢？简单的说真相让执政当局发毛！
当所谓报禁似乎相对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不同源流语言的报章在一个政府管辖的印刷与出版法令下竟然是南辕北辙的报导后，我们是否已经明白所谓制造种族主义的温床一直都是同一个政府不同的政策语言所导。可能今天相同是读中文的读者，看到我这篇文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只想说好好去研究书本及主流媒体以外的信息，否则你将是导致语言（民主与暴政）分裂政客的工具。
所以当阿末与阿末们没有被所谓的内安法令及煽动法令等对付我并不惊讶，当马华的党工在博客在内安法令抓捕星洲记者后大力鼓吹反抗示威被我强言喝止。因为当以华人为首的抗议活动进行时就是那些有心集团把抗议活动标签为非法的、种族主义的活动的口实。这一再说明有关当局是怎么利用所谓的种族主义课题在他们的政权面临挑战的时候为其管理不当、人民不满的时候转移视线的最有利武器。到今天在比较严肃的上、下议院里仍然有这样的腔调，讨论非马来人与回教的课题就是对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可见更多的人靠的是种族主义起家，到底谁才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不是那些面对贪污滥权、面对行政偏差却无处伸冤的老百姓吗？当一般热爱民主及反对恶法的人民用步行唱国歌或踏着铁马骑向庄严的国会大厦却被许多古古怪怪的什么儿童保护法令与非法聚会等等压制。如果连人民公仆之一的老大都奉劝要批评政治/政制的专业律师应该参加反对党才可以批评政策的时候，我却看到了民主社会不应该有公仆干政的焦虑，读者有多少能够明白其对民主社会的讽刺？
本来我想说我对网络上各种可能引起种族主义的现象做一些分析与建议的，看来我还是把重点放在不公平的政策上更大的影响了国内种族主义的趋向。
希望下一篇将讨论网络现象及一些建议，祝大家2009新年进步，万象更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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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进发的《迟到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为华教探路 |
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
这就是我说的所谓99%的家长认同迁校，是对华教工作的一个极大伤害。他们把孩子送入华小其实是要满足他们的功利主义的虚荣心，这是华团特别是华教在宣传为什么要读华小上出现了价值的危机。
我希望进发兄能够号召华社好好的思考，华教的定位、方向及价值等根本的问题。
我很早提出了就读华校是符合中国经济腾飞的危机感。正如你文章提到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敌人，甚至在华教中制造敌人。
我最近设想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种族单一化或语言同化。更应该是反民主、伪民主与霸权政治、贪污政治等的腐败结构。
但是当华教里越来越多和官商勾结的资本家，他们对真民主的诉求也就日渐薄弱，甚至失去方向。
未来的华教路线该怎么走，我认为必须坚持廉政、民主、人权与法治。失去了这些基石我们华教的斗争很容易被冠为反国家团结精神等罪名，而现今的华教资本家可不如以往的硬骨头。问题在于华教如今失去了总路线，很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一些有执政党的承诺，因此竟然违反了超越政党的路线，没有从惨痛的4君子的历史意义中汲取教训。
不错，华教可以看不起各政党，但是请问您的价值路线是什么？您还有多少本钱超越政党，如果您没有贯彻民主、人权、法治与弃绝贪污腐败的官商勾结？
以前法治不强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可以用一些甲必丹来镇压异议但是现在是民主、人权与法治的时代华教领导如何身体力行的领导华教运动首先要先正其身！
请读：《迟到了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黄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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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们、脚车诉苦队、mat rempit、犯罪率 |
只许州官放臭屁，不许百姓骑脚车
郭史光宏 | 12月18日 下午2点21分
让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告一些至今我们还没有官方数字显示已经抓获了一百人以上的mat rempit但是却很光荣的扣留了许多的的Jerit脚车队-- 完成长征后，“受压迫人民阵线”的下一项任务是处理在这次旅程中111名遭捕人次的法律程序，以及接踵而来的官司诉讼。
让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告一些至今我们还没有官方数字显示已经抓获了一百人以上的mat rempit但是却很光荣的扣留了许多的的Jerit脚车队-- 完成长征后，“受压迫人民阵线”的下一项任务是处理在这次旅程中111名遭捕人次的法律程序，以及接踵而来的官司诉讼。.在wikipedia里发现真有这mat rempit一词 为了让不懂英语的朋友还特设了本国国语版的mat rempit
到底比较mat rempit 和这脚车诉苦队（Jerit）谁对国家人民带来实质的伤害呢？根据报导许多因mat rempit而无辜者深受其害，但是警察都是等事情发生后才调查。但是他们这些经常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行径什么时候需要出示什么凖证呢甚至还有更多是没有电单车执照的。除了mat rempit 这些社会害虫对国家人民的经济、治安与生命带来的威胁还有许多层出不穷的社会罪案我也不想多说，反正如果不是国家治安不是到了不安全的水平，人民也不会在阿都拉祭出以治安和什么稳定为主题的2008年大选宣言会直接受到人民的不信任投票/否决他也不会被逼到提早下台。而且否决国阵的其中有不少是国阵党员自己的铁票，这已经说明掩耳盗铃这招在2008一个资讯流通的时代里是弄巧反拙的。（最重要的是政府控制了媒体报导反对党政策；那些受控媒体只好报导更多的罪案来填补持平的政治新闻报导）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的公仆可以不再闹笑话了，相信国家就会更进步一些。问题是他们忘了，什么叫公仆而不是做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与国家治安无关的政治雇佣兵角色？
如果在美国，警察局长敢拦截如Jerit的脚车队一定会被政府问责，就算有人敢偏袒...人民也不会放弃用集会、抗议等显著的行动来捍卫人民自由言论与行动自由的权利，相信在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会有这类笑话新闻。但是偏偏我们东方社会只要是不涉及大爷们敏感的政治神经线就算mat rempit 也有人愿意为他们袒护 ，但是如果你要提什么诉求啊，不管你是否手无寸铁（铁马不算吧）或是只有砸不死人的单张都是神憎鬼厌的（当然了这也只是他们这些习惯了控制人民自由的大爷们自己的感觉而已，马华们怎么想，似乎俺们没有看到）。
大家知道水煮青蛙的故事吧，当人民越想合理化大爷们这些啼笑皆非、杯弓蛇影与草木皆兵的大阵仗就越陷入一个思想死角--我们还是不要管那么多吧，反正水里煮的不是我！
最新
：同名--当今大马
到底比较mat rempit 和这脚车诉苦队（Jerit）谁对国家人民带来实质的伤害呢？根据报导许多因mat rempit而无辜者深受其害，但是警察都是等事情发生后才调查。但是他们这些经常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行径什么时候需要出示什么凖证呢甚至还有更多是没有电单车执照的。除了mat rempit 这些社会害虫对国家人民的经济、治安与生命带来的威胁还有许多层出不穷的社会罪案我也不想多说，反正如果不是国家治安不是到了不安全的水平，人民也不会在阿都拉祭出以治安和什么稳定为主题的2008年大选宣言会直接受到人民的不信任投票/否决他也不会被逼到提早下台。而且否决国阵的其中有不少是国阵党员自己的铁票，这已经说明掩耳盗铃这招在2008一个资讯流通的时代里是弄巧反拙的。（最重要的是政府控制了媒体报导反对党政策；那些受控媒体只好报导更多的罪案来填补持平的政治新闻报导）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的公仆可以不再闹笑话了，相信国家就会更进步一些。问题是他们忘了，什么叫公仆而不是做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与国家治安无关的政治雇佣兵角色？
如果在美国，警察局长敢拦截如Jerit的脚车队一定会被政府问责，就算有人敢偏袒...人民也不会放弃用集会、抗议等显著的行动来捍卫人民自由言论与行动自由的权利，相信在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会有这类笑话新闻。但是偏偏我们东方社会只要是不涉及大爷们敏感的政治神经线就算mat rempit 也有人愿意为他们袒护 ，但是如果你要提什么诉求啊，不管你是否手无寸铁（铁马不算吧）或是只有砸不死人的单张都是神憎鬼厌的（当然了这也只是他们这些习惯了控制人民自由的大爷们自己的感觉而已，马华们怎么想，似乎俺们没有看到）。
大家知道水煮青蛙的故事吧，当人民越想合理化大爷们这些啼笑皆非、杯弓蛇影与草木皆兵的大阵仗就越陷入一个思想死角--我们还是不要管那么多吧，反正水里煮的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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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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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的省思 |
看了要求单一语文以便挤入国家主流的"支持慕克力，支持单源流学校"的文章让我反思为什么作者有这等想法。到底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混进国家主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虽然数百年前先贤在马来亚这土地上开始建立民族文化的教育工作面对了多少的苦难和心酸。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民族教育的名义下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甚至个人利益的人也为数不少。
同样的对民族教育前景一片大好，友族马来人印度人也上华文小学甚至独立中学的这类宣传民族教育必胜的缺乏理性与民族情感的这类说辞。大家是否觉得言说中出现了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我感觉美好之惑？
我们在华社、华团里都会听到许多中国开放了，世界需要中国，我们懂得中文的人可以抬头了，因而举例越来越多友族朋友把孩子送到华小就读已经说明一切了。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选择把孩子送去以前的英校（现在已经是国民小学--马来小学）了。他们的理由是马来文是官方语文，读华小孩子没有出息。他们甚至和我计算说，读华小的孩子的书包比国小的重，而且读国小的孩子可以直接升入国民中学，这样省了很多钱和时间。
我也有一些为了孩子上独中可以送到台湾大学而省吃俭用的家长朋友，他们认为只是马来西亚政治不公平的政策不承认独中的统考，但是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学府接纳独中的教育水平了。
但是到底为什么家长要把孩子送到独中或至少让他们在小学母语教育的背景之下成长呢？难道就单单是为了孩子将来有出息？或是发扬民族教育？到底有多少人还相信坚持民族教育的理由不应该只是那几条？
当明志的音乐搞得大家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也是先看外表，所谓各取所需的思考方法然后把其反映受语文困扰的学生的困境完全用一句“谁叫你自己不努力？”来打发边缘人的嘟嚷。
我想媒体炒作或是华社中掀起的思考不应该是停留在为了解决问题或制造一些舆论来镇压声音。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展开理性的思考，问许多为什么，大家用理性来探讨各种的可能因素与处境等。
因为事情能够尽早爆发其伤害比蔓延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场面更是应该我们感到庆幸的。我们是否应该检讨华社的领袖是否真的坐言起行的不但在公众场合教育群众热爱母语，维护母语；在其个人家庭生活里的家庭教育是否也如此坚持？那些选择把孩子送到母语教育的摇篮的家长是否很明白为什么？是否我们群众对教育的认识只是功能主义的思考模式？我们民族教育是否有一个更高的教育格局如维护民主、言论自由与培养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
我是参考柯嘉逊博士办学的精神，体现出民族教育能够灌输学子学以致用的把人类追求的民主、人权、法治精神身体力行的活现在个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当中。同时培育出许多能够为民主教育改革发光的子弟如刘镇东与欧阳悍华等人，我反思：如果我们用民族教育来当免疫责难的工具是否可耻（有人说柯博士是二毛子）？从各种现象看来我们的华人社会必须有更大一部份的人勇于为华教的各种问题做思考分析，而最有资格的参与者就是华校毕业生。
如果我们已经远远的摒弃了封建教条主义的命令与服从式的教育手段多时，必须检讨我们的维护母语（民族）教育的说法是否可以是更客观更说理的感召？
我想其实我们都有答案，要塑造怎么样的一个民族思想，是为了满足功利主义社会的需求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的传承者，这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探讨及检讨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否民主、多元、开放？
最后给那些回应或准备回应“猫文”的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您告诉大家选择母语源流学校有什么好处的说辞；我想你应该为他们以后有更多不满和嘟嚷的声音负责。
对我而言民族教育不能用功利好处来衡量，但是我会告诉大家学习母语教育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学习其他的语言只是一个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没有根哪有家？一个人的尊严不能用金钱衡量，而且一个人的尊严也无法用金钱给予。因为尊严是人首先自己对自己的尊重，然后才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愿华社中越来越少的子弟谈论读华校比什么学校更有好处的~~比较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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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讨和认真反思：简答张庆信先生 |
要检讨和认真反思：简答张庆新先生
张先生你好，
看了你冗长的答文却产生更多答非所问，及断章取义，深感遗憾。这是我第一次用遗憾。
稍微提醒一下先生应该先读懂我的陈述与提问，举例伟哥是形容一个没有在正常环境里奋斗的人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需要的“突破解药”。我形容国阵的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大选和补选的时候才铺路修桥，各种糖果政策加上滥用国家机器，公器私用的进行选举，犹如需要伟哥那样的猴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楷模。要检讨和认真反思：简答张庆信先生
求真 | 11月22日 晚上9点42分
张先生你好，
看了你冗长的答文却产生更多答非所问，及断章取义，深感遗憾。这是我第一次用遗憾。
稍微提醒一下先生应该先读懂我的陈述与提问，举例伟哥是形容一个没有在正常环境里奋斗的人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需要的“突破解药”。我形容国阵的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大选和补选的时候才铺路修桥，各种糖果政策加上滥用国家机器，公器私用的进行选举，犹如需要伟哥那样的猴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楷模。
所以前文中已经提醒先生，领导国会议员立法禁止公器私用与临大选及补选的糖果政策，但是先生却避而不答，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先生不惜自己了解不慎或不甚，就断章取义的认为，我说中国全面民主，那是不明白及错误的引用我说共产中国也相对言论自由这“相对”这词绝对不是吃素的，应该让先生谨慎的慎思明辨，以免断章取义及误中副车……中文就那么奥妙地！
还是那句，如果先生看不明白你所谓的“此次又烦您冗长的回复，不只心静也气和多了……我的陈述、例证、提问与反证，我们对话的空间和气氛也相对的困难了。
无论如何，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告诉先生，请不要在这谈论国是与政治的原则性问题上，加上什么家庭伦理的小环境，因为老百姓／人民要看到的是不是口说无凭的强调自己多么进步多么谦虚，人民要看到的是国阵在执政51后放下你们管不着，没有能力管理的担子让人民选贤与能，但是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选举机制在哪呢？
我们要看到大环境的改变，借用先生的术语“反正己污秽、那么就让大家一齐污秽下去！”，不要比烂，谢谢你认识国阵原来是那么烂的！
如果先生下次还会回函，我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检讨和认真的反思，而不是避重就轻，如果先生态度良好，我打算在下一次的回函中和你谈谈全国人民都认识的“国阵的贪污滥权的政治行为”吧。
无论如何如一般要求比较小，看法比较失去独立判断的网民，先生可能已经很伟大了，而我却……
但是我坚持的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正确的认识与运用知识将可以为人民谋福利，改善人民被压迫被羞辱的尴尬处境。
如果要以礼尚往来的姿态和先生对谈可能我会挑出先生的更多的态度问题，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先生贯有的作风。
末了，祝愿：马来西亚人民早日体尝民主，认识民主的真义，捍卫及传扬民主马来西亚的心声！
不是偏激也不是精神病的，
求真
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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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对骑劫民意者迎头痛击了！ |
是时候对骑劫民意者迎头痛击了！
容我对新纪元学院风波里的派系做一些分类：
1.挺柯派——柯自己也发表了〈建立、建立、再建立〉的文章了，其他成员有新纪元学院的主任与大部分教职员、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及华教元老等。
2.挺叶派——叶博士自己鲜少表明立场，对于笔兵的意见也不置可否，没有表态；成员有几个小团体，什么捍卫董教总，什么捍卫家长，现在据说参进了原本立场中立的“老朋友”，可说师出无名，前面我已经说了统帅叶博士没有明示授意/权那些笔兵代表其集团利益。这真的非常不明确。
3.各打50大板派——他们有超道德与超历史记忆的立场，认为现在叶和柯都不适合领导华教，什么是超呢，就是超越一般人的理解，因为他们对整全的华教斗争历史缺乏认识，只有看到眼前不可乱，最好换一个人试试看的心态。是时候对骑劫民意者迎头痛击了！
求真 | 11月20日 9点47分
容我对新纪元学院风波里的派系做一些分类：
1.挺柯派——柯自己也发表了〈建立、建立、再建立〉的文章了，其他成员有新纪元学院的主任与大部分教职员、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及华教元老等。
2.挺叶派——叶博士自己鲜少表明立场，对于笔兵的意见也不置可否，没有表态；成员有几个小团体，什么捍卫董教总，什么捍卫家长，现在据说参进了原本立场中立的“老朋友”，可说师出无名，前面我已经说了统帅叶博士没有明示授意/权那些笔兵代表其集团利益。这真的非常不明确。
3.各打50大板派——他们有超道德与超历史记忆的立场，认为现在叶和柯都不适合领导华教，什么是超呢，就是超越一般人的理解，因为他们对整全的华教斗争历史缺乏认识，只有看到眼前不可乱，最好换一个人试试看的心态。
根据我如上的分析，除了叶柯两派代表具体相关人士的利益，这中间派的暧昧的立场多倾斜于当权派，比较认为学生与家长甚至华社应该让这斗争马上结束，但是对于是否应该续聘或选用新的院长的课题上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我个人的立场非常鲜明，要靠运动及煽动舆论来消灭或排除异己的行径，应该在莫老被牺牲与许多董教总骨干相继离开后，必须马上遏制其变为一个消灭进步华教工作者的后门（back door）。当我们阅读了许多挺叶派似是而非的言论与简单片面的煽动言论后难道大家还看不到他们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
我列举几点大家可能认为他们说得头头是道的言论：
1.柯博士是董教总聘请的员工，老板有权决定员工的命运，当这“老板论”被我们点破后就发展为：是柯博士打算不续聘的……
2.君子论，说柯博士是英国留学的应该有君子风度，既然说要走就应该有君子风度，但是他们忘记了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么的单线发展，后来华教元老也站出来调停，还有许多华教元老站出来要求“保持原状，续聘柯博士”
。
3.后来在学生与家长的施压下发展了“天安门论”，大家不要小看他们一个人说的话，借着网络上就有人借着“读者来函”用稳定胜过一切来说明镇压有理，甚至不惜引用中共中央强烈的台词来恐吓与打压在校园里的民主运动。
4.可能他们发现这太血腥了，现在再来一个自称“学妹”的法律论，柯院长是的任命是每年决定续聘的，因此他的老板没有毁约。说到这里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言论中似乎感觉法律上说不过去，开始有人（网民）说我原意就不挺柯或叶，我挺董教总。
5.发展下来就是华社打击董教总，华社毁了董教总，这些人的话很可怕，他们不但向个别人士及团体喊话，现在竟然还向华社喊话了。
看来大家不难看出任何人只要和当权派的董教总（到目前这也没有实际的详情，除了10-3与8个董总州属的领导向吴建成喊话）意见不同，他们就可以动员笔兵把新纪元风波的历史与原因切成一个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文章，就算是短短的三两行字也够让那些对华教运动缺乏理解的网民迅速的转为第三路线和柯派系划清界限，甚至还被收编为民主斗士，如程嘉乐最近终于从不要台湾式民主来到10-3后应该接纳新院长的意见。原本看他的文章是呼吁大家不要为了某些人而被利用。如我说的第三方勉强说是中间派。但是当看到他发表的应该接受新院长的文章后，他之前对华社的劝说已经无效了。
分析完不同派系的看法与关系后我想谈谈我们要的民主是什么？这是大家一直容易被国阵收编的一个惯性思维。有人说民主就是投票了，投票了就应该服从民主的裁决。但是这如果是民主。萨达胡先派军队到各家各户通知选民必须来投票那也是民主啊（大家可以想象近乎100%的选票都投萨达姆的问题在哪吧？）。
国阵这数十年来是怎么大获全胜的，当许多人投诉选举不公平、肮脏、糖果政策等，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突破性的原则性处理。可能有的就是几个选区重选，绝不可能大选重选。今天董总一般领导与其笔兵公然违逆民意，骑劫民主过程来达到解散华教热诚工作者的议程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再不制度化处理问题，再多几个叶总这样的领袖，华教的工作方针可能就沦落为是非不分、用人唯亲与随时可以因着准备出卖华社基业的收编者／集团摧毁的严重后果。
我们必须相信民主的大原则不是排除异己，也不是大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利益的游戏。我们可以问问华教历史里在最艰难的时刻都没有看到有人被辞退或一批又一批的华教工作者离开华教队伍的迹象，但是在308政治大海啸后为什么反而所谓的左派的人士介入新院的风波，而且还不断的肆意羞辱华教工作者，由华教元老到学生、家长甚至华社？这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是否我说的可能造成华教分裂，甚至毁灭的后门（back door）？
大家可以退一万步想想，这群所谓捍卫董教总的一些人物他们在清除了柯派系、镇压学生与家长后会得到什么利益？难道他们是那么单纯的正义人士？我真的恳求那些还以为柯等是华教罪魁祸首的同胞们，好好的擦亮双眼，不要让我们有份促使的308政治大海啸的民主政治气候被一班师出无名的为了捍卫董教总的几号人物的失误带来华教民主的退步！
亲爱的同胞们请三思，我们的言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都可能书写新一页华教历史的兴盛或衰败的历史。
《独立新闻在线》：小心躲在背后的摧毁华教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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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
借用网上的图片请有历史记忆的人思想一下：李光耀前半生极力打击社会主义，但
为何在其国内管理模式却如此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值得大家思考的盛赞新加坡为民主国家的人是否对历史太肤浅或者是戴上了政治色盲的眼镜？
举一反三这类“亚洲价值观”所领导的模式是否严重的侵犯了人的自由言论与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同时遏制了人民的创造性的思考空间导致其“kiashu文化”滋长？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05年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40周年的日子。1965年8月9日，本想在更大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李光耀，红肿着眼睛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建国、发展路程，处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风格印记。此人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李光耀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履历，从他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届政府总理就开始了。31年后的1990年，李光耀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改任内阁资政（该职务在内阁中的级别高于副总理）至今，转眼也有15年了。
对于李光耀，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笔者自己，对李光耀也有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评论。好在我以为褒贬不一、自相矛盾是这个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常态。对于李光耀比较恰当的认知办法，是回溯历史，站在李光耀的位置上，去设想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
本文旨在结合历史情境，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核心经验——“李光耀方式”作一简单考察。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05年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40周年的日子。1965年8月9日，本想在更大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李光耀，红肿着眼睛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建国、发展路程，处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风格印记。此人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李光耀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履历，从他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届政府总理就开始了。31年后的1990年，李光耀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改任内阁资政（该职务在内阁中的级别高于副总理）至今，转眼也有15年了。
对于李光耀，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笔者自己，对李光耀也有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评论。好在我以为褒贬不一、自相矛盾是这个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常态。对于李光耀比较恰当的认知办法，是回溯历史，站在李光耀的位置上，去设想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
本文旨在结合历史情境，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核心经验——“李光耀方式”作一简单考察。
“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
毋庸置疑，“李光耀方式”使新加坡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某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或“亚洲价值观”的成功。但在笔者看来，“李光耀方式”固然有一些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内涵，但从整体来看，它还是以西方源流为主，以东方源流为次。
李光耀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李光耀”固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汉语姓名，但李光耀的密友和家人更愿意称他为“哈里”。作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某大臣对李光耀的评价），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的阅读书目也是以西方著作为主。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早期政敌，恰恰是一批接受当地传统华文教育的人。
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1）法治精神；（2）社会主义理想；（3）自由市场制度；（4）对“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是源自英国，但是李光耀把公积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
对英国法治制度的继承和强化
李光耀从小生活在英式法治制度之下，并且在英国学习法律，对英国人刻板地依法办事有着切身的体验。新加坡独立后，英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保留。在法治方面，李光耀的刻板、严苛程度超过了英国人，他的严刑峻法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廉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积弱和“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种模式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因素（大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小至颇具特色的新加坡鞭刑）。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把新加坡从一个涣散的东方传统社会转变成廉洁和讲求效率的现代法治社会。在新加坡，“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在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腐败方面，新加坡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亚洲国家。李光耀强调执政党成员必须具有奉献精神：“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像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当然，这种“入党时内心涌起的神圣感”，是不可靠的和难以测量的，新加坡之所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主要仰赖李光耀对贪污的“凶神恶煞”式的政策——新加坡非常幸运，作为大权在握的国父，李光耀恰巧非常厌恶贪污；在李光耀的严厉呵斥和垂范之下以及高薪养廉之下，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的高官们也基本上个个廉洁自重。
李光耀还以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自家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甚至一些本该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也列入了“法治”范围。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是以“市政管理”、“家族管理”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也不过分，政府如此事无巨细地插手社会事务和私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执政风格上李光耀很像一个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新加坡人固然可以衣食无忧，但终归感觉生活得有点拘束和沉闷。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不少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费边主义大师哈罗德·拉斯基的信徒，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费孝通等人，更是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他们的来自东南亚的师弟李光耀一样，都受到了拉斯基学说的直接熏陶。然而，后来罗隆基等人的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被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所替代，而有机会在新加坡执政并实践费边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却发现了这一主义中的若干“弊端”，转而寻求一种更实用的“社会主义”。
李光耀虽然聆听过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的英伦求学生涯也很幸运地赶上了斯大林模式之恶被逐渐揭露的时代；同时，李光耀的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掌权的LSE大师兄们搬用拉斯基学说在经济、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也让他警醒。东南亚一些左派政党的极左做法，也让李光耀不屑于与之为伍。他说他不喜欢这些左派政党，“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年纪较轻、思维缜密的李光耀似乎注定要从费边主义的信奉者变成它的修正者。起初，李光耀接受费边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也接受了“积极的政府”和混合型经济的理念，以至于创设了一种较温和的全能式政府体系。他也接受费边主义的治国方式：渐进的而非激进的。
但最终，李光耀更倾向于“老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赢得财富；他反对费边主义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对于费边主义向富人征收重税的主张，李光耀也不赞成，他认为：“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新加坡立国之初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创造财富、开拓税源，然后才是使国民普遍地享受福利。李光耀对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有着高度的警惕。
在政治领域，李光耀也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以至于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开除。李光耀不服气，还组织笔杆子写了一部自我辩护的书，叫做《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方式》（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1976）。这很像武侠小说中某个率性而为的人被革出师门却始终认同本派身份的情节。
李光耀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偏爱也有着英国渊源。二战后的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说门派。在李光耀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与拉斯基的论战尖锐而持久。李光耀以实用主义者的态度对两人的学说都进行了借鉴和修订，并无师自通地把双方的学说以及东方保守主义的儒式政治思想融会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李光耀方式”印记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给人民以均等的个人发展机会、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与混合型经济、政治上的英式议会内阁体制和东方威权主义、宗教—种族课题上的宽容与多元、社会管理上的“胡萝卜加大棒”主义（有分寸的福利政策加严苛的法律约束）。
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
李光耀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着非“革命”、非“共”的英国式底线。英国300多年来的议会政治、反对革命的传统给了李光耀深刻的印象。他也看到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动乱，保守党议员只是在国会和选区里文质彬彬地辩论和质疑而已。
英国是一个300多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费边社会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潮。当然，在这主潮之下，仍有众多不同的模式，包括李光耀创设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向经过李光耀修正过的费边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左派政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当时人民行动党内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彼此摩擦，正是这种十字路口态势的反映。最后，是李光耀一方侥幸获胜。
作为一个“老式社会主义者”，李光耀对“新兴”的福利国家模式和苏联模式，似乎都有着先知先觉式的抵制。他被社会党国际所不容，也被东南亚左派力量所痛恨。后来，福利国家和苏联模式都失败了，李光耀掌舵的新加坡却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个富裕的、极具竞争力的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也一直被外界舆论所诟病，笔者也对这种做法总体上持质疑态度。但是，有两种猜想是值得一试的：（1）如果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李光耀方式”的反面，今天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强敌环伺、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今天是否还存在？（2）如果把1965-2025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如果20年后（2025年）新加坡实现了较充分、成熟的自由民主，那么前40年的“李光耀方式”是不是一种代价最小的铺垫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的猜想笔者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指向：既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也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不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采用同一种“方式”，也可能会有多样的结果。
而新加坡在制度和政策上正在静悄悄出现的变化，让人感到因国情、时势而变，才是最恰当的“方式”。新加坡在1993年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一个权力比过去大得多的总统，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在吴作栋执政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在扶弱济贫与鼓励竞争之间谋求平衡，并且重视培植一个建设性的高素质的公民社会。对于现任总理李显龙来说，他父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加坡在新的时代，无疑应当寻求新的“新加坡方式”。
（《南风窗》2005年8月下）
作者信息
作者：庄礼伟
简介：
2005年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40周年的日子。1965年8月9日，本想在更大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李光耀，红肿着眼睛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建国、发展路程，处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风格印记。此人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李光耀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履历，从他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届政府总理就开始了。31年后的1990年，李光耀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改任内阁资政（该职务在内阁中的级别高于副总理）至今，转眼也有15年了。
对于李光耀，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笔者自己，对李光耀也有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评论。好在我以为褒贬不一、自相矛盾是这个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常态。对于李光耀比较恰当的认知办法，是回溯历史，站在李光耀的位置上，去设想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
本文旨在结合历史情境，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核心经验——“李光耀方式”作一简单考察。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05年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40周年的日子。1965年8月9日，本想在更大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李光耀，红肿着眼睛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建国、发展路程，处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风格印记。此人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李光耀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履历，从他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届政府总理就开始了。31年后的1990年，李光耀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改任内阁资政（该职务在内阁中的级别高于副总理）至今，转眼也有15年了。
对于李光耀，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笔者自己，对李光耀也有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评论。好在我以为褒贬不一、自相矛盾是这个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常态。对于李光耀比较恰当的认知办法，是回溯历史，站在李光耀的位置上，去设想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
本文旨在结合历史情境，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核心经验——“李光耀方式”作一简单考察。
“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
毋庸置疑，“李光耀方式”使新加坡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某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或“亚洲价值观”的成功。但在笔者看来，“李光耀方式”固然有一些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内涵，但从整体来看，它还是以西方源流为主，以东方源流为次。
李光耀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李光耀”固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汉语姓名，但李光耀的密友和家人更愿意称他为“哈里”。作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某大臣对李光耀的评价），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的阅读书目也是以西方著作为主。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早期政敌，恰恰是一批接受当地传统华文教育的人。
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1）法治精神；（2）社会主义理想；（3）自由市场制度；（4）对“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是源自英国，但是李光耀把公积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
对英国法治制度的继承和强化
李光耀从小生活在英式法治制度之下，并且在英国学习法律，对英国人刻板地依法办事有着切身的体验。新加坡独立后，英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保留。在法治方面，李光耀的刻板、严苛程度超过了英国人，他的严刑峻法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廉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积弱和“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种模式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因素（大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小至颇具特色的新加坡鞭刑）。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把新加坡从一个涣散的东方传统社会转变成廉洁和讲求效率的现代法治社会。在新加坡，“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在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腐败方面，新加坡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亚洲国家。李光耀强调执政党成员必须具有奉献精神：“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像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当然，这种“入党时内心涌起的神圣感”，是不可靠的和难以测量的，新加坡之所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主要仰赖李光耀对贪污的“凶神恶煞”式的政策——新加坡非常幸运，作为大权在握的国父，李光耀恰巧非常厌恶贪污；在李光耀的严厉呵斥和垂范之下以及高薪养廉之下，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的高官们也基本上个个廉洁自重。
李光耀还以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自家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甚至一些本该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也列入了“法治”范围。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是以“市政管理”、“家族管理”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也不过分，政府如此事无巨细地插手社会事务和私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执政风格上李光耀很像一个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新加坡人固然可以衣食无忧，但终归感觉生活得有点拘束和沉闷。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不少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费边主义大师哈罗德·拉斯基的信徒，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费孝通等人，更是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他们的来自东南亚的师弟李光耀一样，都受到了拉斯基学说的直接熏陶。然而，后来罗隆基等人的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被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所替代，而有机会在新加坡执政并实践费边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却发现了这一主义中的若干“弊端”，转而寻求一种更实用的“社会主义”。
李光耀虽然聆听过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的英伦求学生涯也很幸运地赶上了斯大林模式之恶被逐渐揭露的时代；同时，李光耀的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掌权的LSE大师兄们搬用拉斯基学说在经济、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也让他警醒。东南亚一些左派政党的极左做法，也让李光耀不屑于与之为伍。他说他不喜欢这些左派政党，“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年纪较轻、思维缜密的李光耀似乎注定要从费边主义的信奉者变成它的修正者。起初，李光耀接受费边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也接受了“积极的政府”和混合型经济的理念，以至于创设了一种较温和的全能式政府体系。他也接受费边主义的治国方式：渐进的而非激进的。
但最终，李光耀更倾向于“老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赢得财富；他反对费边主义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对于费边主义向富人征收重税的主张，李光耀也不赞成，他认为：“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新加坡立国之初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创造财富、开拓税源，然后才是使国民普遍地享受福利。李光耀对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有着高度的警惕。
在政治领域，李光耀也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以至于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开除。李光耀不服气，还组织笔杆子写了一部自我辩护的书，叫做《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方式》（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1976）。这很像武侠小说中某个率性而为的人被革出师门却始终认同本派身份的情节。
李光耀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偏爱也有着英国渊源。二战后的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说门派。在李光耀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与拉斯基的论战尖锐而持久。李光耀以实用主义者的态度对两人的学说都进行了借鉴和修订，并无师自通地把双方的学说以及东方保守主义的儒式政治思想融会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李光耀方式”印记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给人民以均等的个人发展机会、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与混合型经济、政治上的英式议会内阁体制和东方威权主义、宗教—种族课题上的宽容与多元、社会管理上的“胡萝卜加大棒”主义（有分寸的福利政策加严苛的法律约束）。
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
李光耀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着非“革命”、非“共”的英国式底线。英国300多年来的议会政治、反对革命的传统给了李光耀深刻的印象。他也看到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动乱，保守党议员只是在国会和选区里文质彬彬地辩论和质疑而已。
英国是一个300多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费边社会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潮。当然，在这主潮之下，仍有众多不同的模式，包括李光耀创设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向经过李光耀修正过的费边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左派政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当时人民行动党内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彼此摩擦，正是这种十字路口态势的反映。最后，是李光耀一方侥幸获胜。
作为一个“老式社会主义者”，李光耀对“新兴”的福利国家模式和苏联模式，似乎都有着先知先觉式的抵制。他被社会党国际所不容，也被东南亚左派力量所痛恨。后来，福利国家和苏联模式都失败了，李光耀掌舵的新加坡却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个富裕的、极具竞争力的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也一直被外界舆论所诟病，笔者也对这种做法总体上持质疑态度。但是，有两种猜想是值得一试的：（1）如果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李光耀方式”的反面，今天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强敌环伺、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今天是否还存在？（2）如果把1965-2025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如果20年后（2025年）新加坡实现了较充分、成熟的自由民主，那么前40年的“李光耀方式”是不是一种代价最小的铺垫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的猜想笔者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指向：既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也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不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采用同一种“方式”，也可能会有多样的结果。
而新加坡在制度和政策上正在静悄悄出现的变化，让人感到因国情、时势而变，才是最恰当的“方式”。新加坡在1993年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一个权力比过去大得多的总统，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在吴作栋执政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在扶弱济贫与鼓励竞争之间谋求平衡，并且重视培植一个建设性的高素质的公民社会。对于现任总理李显龙来说，他父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加坡在新的时代，无疑应当寻求新的“新加坡方式”。
（《南风窗》2005年8月下）
作者信息
作者：庄礼伟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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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 |
elvt 发表于 07-04-22 21:34 阅读：343 评论：1 文章出处:吴庸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简评：有许多人看到新加坡华丽的外表就失去了对民主要求的基本认识，用新加坡和一些落后国家或和共产中国来比较。若要比较至少应该举例：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日本，或澳洲，纽西兰等临近国家。希望这文章提供热爱民主与误识民主的人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伪民主与橱窗民主是何等的可怕，可恶！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简评：有许多人看到新加坡华丽的外表就失去了对民主要求的基本认识，用新加坡和一些落后国家或和共产中国来比较。若要比较至少应该举例：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日本，或澳洲，纽西兰等临近国家。希望这文章提供热爱民主与误识民主的人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伪民主与橱窗民主是何等的可怕，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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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纪元学院风波的看法 |
浅谈一下我对新纪元风波的看法。
一、我认为大家应该清楚分辨叶新田只是现任董总主席，不是走过风风雨雨的董总或董教总，对他有意见不能被划为打击董教总或分裂华教。
二、不要因为那些“柯院长是人不是神，没有他新纪元学院还是能行”的言论，而孤立一个愿意做事、对华教有贡献、对国家民主有贡献的人物。浅谈一下我对新纪元风波的看法。
一、我认为大家应该清楚分辨叶新田只是现任董总主席，不是走过风风雨雨的董总或董教总，对他有意见不能被划为打击董教总或分裂华教。
二、不要因为那些“柯院长是人不是神，没有他新纪元学院还是能行”的言论，而孤立一个愿意做事、对华教有贡献、对国家民主有贡献的人物。
三、我们应该从所谓两派论争中去分析他们是为谁服务？学生为什么加入抗争，为什么叶主席一直都不愿意站出来交代问题，为什么挺叶派说叶主席不想搞人身攻击，但是挺叶派做的，难道不是人身攻击与质疑群众的分析与判断能力？
四、为什么挺叶派千方百计的一会说柯院长应该君子风度，自动辞职，但是难道批评柯的就很君子吗？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尊重人的几个笔兵，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君子，或评论别人是不是君子呢？
五、当我看到双紫说，他们时代的格局与现今学生的格局如何不一般的时候，请问如果当时大家捍卫的是外在的民族抗争运动，现在却是一小撮人为了自以为是的老板论、奴才论，甚至君子论，残害民族基业的辛勤者，这是什么格局？难道扫除了他们认为不合作的人，华教就蒸蒸日上？一个连表达个人领导政策都必须透过笔兵献丑的领导人，有何能力可言？难道我们华社要的是撕裂与仇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一天接一天的谩骂与封建及老板主义的思想余毒何等嚣张，何等蛮横这些人力保的是一个好领袖吗？
六、民主难道是投票表决前拒绝当事人的申述与陈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这是我要的结果”这样空洞无物的说辞吗？
七、我们几乎看到一面倒的挺叶派都是在抹黑那些要求维持现状，尊重元老的意愿的文章，文告。这就是所谓的尊重民主吗？朋友问我是否那些所谓左派的挺叶的笔兵都是叶的好友，我无从考究；但是从他们最近发表的文章，看到他们的天安门论，镇压学运挽救中国的言论，根本失去了当年六四后的时候大家在雪华堂的哀悼，哀伤是有多大分别啊。
对，我们不能苟同学生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是否我们就默许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呢？这些（笔兵）的言论怎么不叫热爱华教运动者心寒呢？
八、我认为走到两派对立的局面，我们华社不能存着侥幸的心态劝说这是内争、伤和气，应该让新的院长证明自己，给叶主席一个机会，那谁给柯院长对华教工作与社会正义（人民之声的创办人）工作一个肯定与支持呢。当我听到挺叶派在喊柯院长是二毛子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笔兵打手自己可曾为华教与国家民主做过何许贡献？当他们谈起当年勇的时候，是否也用当年的热情与理智看待今天的风波，与个人在里面承担的历史责任呢？
九、我个人非常希望那些认为“华社不能乱”的读者们可以冷静分析一下，到底乱因由何而起，他们都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一个更民主更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还是为一个打造个人王朝、躲在笔兵背后的个人与其党类服务？
如果对学生、教职员、家长们的声音都可以加以抹杀，抹黑的当权者，对华教的未来是祸是福？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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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直选首相！ |
首相这称谓应该就涉及君主立宪如泰国，马来西亚。
哈哈但是中国也用共和国哦，不过前面加了人民。可惜人民在中国的地位没有定准。
不谈中国，马来西亚要直选首相应该也可以，比如组织联合政府，由各政党讨论同时最好能够加上民意。。
虽然民意可以制造但是既然有了民意就没有人敢说他的民意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民主政治里的可能性。
比如拉沙里提出一个联合政府的建议而且提出一些制度性的改革方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政策等。。可能他的民意不但在巫统内得到很大的支持，而且在巫统外也得到民联及308投票改革的选民的认同。
民意还可以进一步要求首相必须是协商后更符合民意基础的人选，可能他不是大党的领袖，但是却能够平衡各方利益。
最大的关键是大家都不排斥民意，这样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不再是肮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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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阅读：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结构性制约 |
我们讨论过很多社会问题,其中有些被认为是现代化引起的现代性的问题,比如信仰和价值观的缺失;有些更多的是社会结构特别是制度本身直接引起的,比如户籍制度和贪污腐败.但是随着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发现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被孤立的看待,它们交织在一起,任何企图通过采取一个单独的办法,比如立法和制定相关规定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课堂讨论中以及平时听到的一些意见中我感觉很多人的思想仍然有一种幼稚化的倾向,认为一旦取消某些规定,比如户籍制度,或者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当然还有最直接的一种,彻底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比如说改成资本主义,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这种天真的美好期待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以去年刚刚颁布的新劳动法为例,显然它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很快就被企业随后的对策化解了,其直接影响是明显的权利侵害,并且是合法的,接下来也许有些人认为它就可以发挥应有作用了,但是其效果仍然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现在资方权力占绝对上风且缺乏执法部门监管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单纯的描述社会现状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只是第一步,重复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并不能真正有助于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只会让我们已经有些麻木的神经更习惯于受到些惊吓而已,直到习惯某些事实.我在这里绝不是有意要批评什么,只是想说孤立的看待这些社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总的来说,我认为它们都是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治制度问题. 讨论政治制度,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经历的以及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以及紧随其后的并且从中发展而来的长达几十年的极权主义, 对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解，不能离开现代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如果说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含义乃是从前现代君主专制（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变，那么，现代专制主义的出现或者是这个转变初告成功后的逆向性反复，或者是转变正在进行中的病理性变异。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两种情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简单界定为现代中国在建构公共权力过程中产生的异化。 -> 大家可以从这段读起--》中国人在20世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以为，这个百年记录中最大的失败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由于民主化乃制度现代化的核心，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呈示了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扭曲。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产生就是和这个失败相联系的，是这个失败的结果。 诚然，从1912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民国”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对中国民主未来的可预期性的渴望。但北洋政府和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没能兑现民国庄严的民主承诺。制度转型的“逆向性反复”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当政时期都曾发生。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列强干涉，外敌侵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势之急迫亦在客观上强化专制体制的同时，使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退居幕后――这些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遭遇挫折的现实原因。正因为此，人们有理由期望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基础上，有效而实际地推进民主化进程。然而，历史发展是复杂的。原来的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并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宪政民主框架，而是继续了战争年代已经形成的、被已故政治学家邹谠先生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权建构思路。当1957年几个知识分子真诚地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时，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葬送了本来已很微弱的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最足以表现历史之诡秘的，还是毛泽东建立在激进、空想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这个以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为空间、近10亿人口动员的巨大规模建构的“共产主义”实验场，以其悲壮的结局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释读的遗产。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从这片废墟中走出来的，我们还远没有摆脱它――尽管从形式上看，今天这个金钱社会已经与那个“突出政治”的社会有了天壤之别。从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角度看，我们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史中看到更多的是公共权力机构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病理性变异”。 现代专制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现代学者主要用它来描述三个人以及他们的政权: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他们直接显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在汉娜 阿伦特看来,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是“权力上的集权主义”,它把人孤立化和原子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专制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是一种“不断革命”。 汉娜 阿伦特在她那本关于极权与专制主义的著名著作中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都会消灭运动自身.。”回过头去看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三人的政策就会发现,希特勒用侵略战争,斯大林用大清洗和秘密警察,毛泽东用建国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同样成功的在一段时间里达到了这个目的,从而维持了他们的统治.韦伯关于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理论,他指出现代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极权统治,必须赋予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转移内部矛盾,他必需引入一种外来的威胁,树立一个外来威胁的影像通常是他获得支持的重要手段.再看看前面提到的几位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无一例外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他们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那么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因为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像佛朗茨 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描述:”一种非国家的,杂乱无章的,无法无天的,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力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社会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了这种不可调和性,他残暴的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 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由下面6个方面构成：（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2）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执政党；（3）实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4）垄断大众的交流；（5）垄断政治组织以及（6）对经济的垄断性国家控制。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固然符合上述极权主义定义中的大部分标准（6条中至少占5条），但形成这种东西的原因却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在现代改头换面的延续），也有现实的（落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巨大的、农民构成主体的人口规模，独特的党-政-军权力结构方式，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遭遇的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误读基础上的对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以及所有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极权型专制主义的形成竟是在毛泽东一代革命领袖自信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在推进“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生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历史是以怎样冷峻而无情的逻辑摧毁了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说，毛泽东的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专制体制又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开放年代的威权主义体制。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信仰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威权主义作为新的独裁体制之表现形式与成长中的公共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远非经典极权主义的定义所能概括。比如上述6条定义，有些已经弱化（明显者为第6条“对经济生活的国家控制”）；有些则更加强化（如第5条“垄断政治组织”）。至于“垄断大众交流”一条则呈复杂、多面之特点：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威权主义政体若想实施新闻与思想的有效控制，就必须比极权主义时代的极权更加极权，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则可能较过去隐蔽而老练。威权主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制主义，它给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提出的课题，甚至比经典极权主义还要多。 再看作为主要解决途径的政治现代化,一般的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内涵一是实行宪政主。宪政的根本原则是法制与限政，即奉行宪法至上，建立有限的负责任的以营造良好环境为主的服务型政府。二是实行完善的竞选制度。民主的核心是权力的产生方式。亨廷顿认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因为民主涉及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治角色的分配所依据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而不是政治谱系的归属关系。三是实现大众化参政。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和政治稳定的需要。亨廷顿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合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程度。”广泛参政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也可以提高政府对于人民的影响力。有专家指出，什么时候公民的大部分游离于政党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决策，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四是建树法理型权威。根据韦伯的观点，执政的合法性、权威的正当性、政治的认同性不是源于道统、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源于个人的魅力，而是源于对法律的认可和服从。在这一制度下，人们服从的是这一组织的法律，即一种非人格的秩序，而不是统治者本人.以上这几点都可以被看作是围绕政治民主化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除了这些相对比较宏观的问题之外,我认为当今中国政权还有一个同样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政治功能的专门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一方面，政府各种专门的职能部门应从政治统治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的独立性，各司其职；另一方面，科层组织应变得更加精密，权责明确。再有就是公民本身的素质问题,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形成成熟的公民人格。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公民应有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识,而不是子民、暴民的人格和意识。 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难想到,任何一个受过教育有点想法的人都说得出几条,我相信决策者也不可能不明白,关键在于当想法仅仅停留在这张纸上的时候它仅仅只是想法,它没有任何力量,甚至除了一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会看它一眼.并且我确信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因为某些原因,闪闪发光的思想只能呆在废纸堆里。中国人努力了100多年仍然不能完全解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死结, 政治现代化迄今为止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棘手的历史难题。 许多人都说，现代化不是西化。这当然是不会错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带有本民族或本国的特色。但是,现代化的源头是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经济工业化属物质层面的东西，可以不带有西方人文的特色，但政治民主化属制度性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包含西方人文的精神。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建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现代民主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特别是雅典民主的延伸、扩大和发展。迄今为止，除古希腊各城邦外，我们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古代实行过民主；除欧洲以外，我们也找不到其他地区的城市在中世纪推行过民主制。就中国而言，虽然“民主”二字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出现了，但它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从孔子到龚自珍，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始终没有突破民本思想的层次，没能实现从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创造性转换，更不用提对民主制度性建设的贡献了。一个民族历史愈悠久，其文化的生命力愈强，其文化的惰性也就愈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惰性也构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阻力，造成了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推行的困难。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经济发育不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立足点。近现代民主政治与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现代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基础。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质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足是中国政治现代化难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前，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言至多只能算是汪洋大海中的几个零星的孤岛。即便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强年份1936年，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只占到10%左右。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敌视市场经济，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固有物，结果在全盘计划经济下，民主政治的主体——个人，成了单位的附属物，从而使民主建设因缺乏市场经济而流于形式。 关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利弊，长期以来国内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体系有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够完善，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高中政治课本上是这样说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的：“目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有些要素市场严重滞后、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市场运行的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由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体系还没有最终形成。”这个说法未免太宽泛，不过在很多人批评和抱怨房地产等市场化失败的时候，我倒更相信这恰恰是市场化不完整的后果。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直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经济改革的贪污腐败问题,特别是结构性贪污腐败。结构性腐败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蕴育了形形色色的结构性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如，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跑部（步）钱（前）进”、“有礼（理）走遍天下”、“得不到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大不使劲”的现象，就是中央集权型体制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工作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因为中央的部委对某些企事业单位具有直接控制权，并掌握资源调配、资金划拨、贷款审批等权力，一些领导人的一张批条可以决定一个地区是搞开发区，还是种经济作物，而无须作任何论证审批。因此，某些地方和单位的官员为了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就得跑上级计划部门，进行请客送礼、感情投资，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以最终获得更多的优惠或享有某种政策灵活性。这种利用权钱交换、权物交换谋私和谋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被许多人视为公关而效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见，结构性腐败的产生主要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社会必然性。由于政治特殊的规定性，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其他一切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缺乏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一些权力机构既是权力的执行者，又是权力的监督者，没有外部监督和对监督者的监督，如政府部门内部有监察局，党委部门有纪检委，而外部监督通常只有上级政府或党委的文件禁令和规定。在这种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实际上很难防止以权谋私和谋取小团体的利益。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下级官员的任用和权力受制于上级领导，下级部门的某些利益也受制于某些上级部门和领导，由于存在着这种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因而下级官员为了维护其权力或局部利益，就得向组织、人事、劳动部门以及主管部门请客送礼，进行感情投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与竞争相结合促使权力膨胀和腐败。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结构性腐败。腐败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我国现有社会管理体制、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必然结果，试图通过思想教育、“两院通告”之类的办法以及阶段性的严打运动都是很难加以根治的，必须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深层次上铲除产生腐败和引起腐败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参考文献 [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刘绯，张立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 （美）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 （美）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4] （俄）列宁.列宁选集.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 [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 [6] （美）汉娜·阿伦特.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7] （新）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吴忠民，刘祖云编.发展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3]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4]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5]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康洵 2008-01-19 00:13:45标签：
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表达了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愤怒。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确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直到，那一条路会引向前方。这种不确定性是贯穿整个历史的，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直到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说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就将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本文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新浪BLOG同意其观点或描述。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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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后916的各类思想 |
你在那里？
308后许多朋友劝马华民政及国阵成员党都应该离开国阵俯顺民意。但是916前夕到916后那些人跑去哪里了？
在乘搭顺风车吗？
与其说政治是现实的不如说他们根本只是把所谓人民改变政府，改造国家的命运很投机的置放在916的顺风车。
道德对比？
我们可以用跳巢等于政治道德的缺失来陈诉变天必须要有耐心等3年5年还是不错的。当然也不需要我提难道国阵与其支持者就政治道德吗这类对比质疑。
国阵一再逃避政治
但是正如我在《国阵在308前早已败像毕露》里很直接的提出没有人可以避开谈安华或者安华效应的论述来谈如何把马来西亚带入民主、法治、平等、良好施政的前景中。
认真看待追求司法公正的历史论述
因为我们要谈安华的下野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司法公正的问题，安华的黑眼圈被马哈迪形容为博取同情污蔑政府，但是后来经过如何？所以我前文开门见山就提醒评论员不要失去正确的历史观不要把历史切割来分析，最后只剩下精神而没有了历史场景/现场。
谈到马哈迪对黑眼圈的评述，让我想起916当天阿都拉回答变天的记者提问，他也说我知道安华，或许那时你们还没有出世。我前文也谈到国阵自取灭亡的原因是逃避政治，这就是最好的写照了，没有人落笔讨论阿都拉对变天评述的无厘头言论加以批判我们却看到报章说阿都拉他们轻松面对变天传闻。
逃避政治又一桩
同时我们在各大报章引述反击再益辞官的部长议员的看法都是要做一个好学生，不同意就应该辞职，不要批评政府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批评反对政府漠视内阁的集体问责制，难怪马华民政甚至国阵的部长们都那么的集体制了，他们把国家当私人财产所以对问责的涵义完全不需要通过民意基础，不需要考虑人民的感受。这样国家领袖能够给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幸福？
谨记那些民主运动
开始我只谈安华本身面对的司法公正的冲击，国阵领袖对司法公正的苍白回应。但是我们难道忘记了Bersih、Hindraf、及司法公正行等等的人民运动都是要求政府改革国家现有的腐败，违逆民意乖离民主与法治精神？
搞好经济必须从司法独立/公正开始
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什么改善经济，国家稳定就可以规避的！那些对916失望而转向责问安华的916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的群众是否了解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根基完全不可能搞好经济的，有也是泡沫经济，那样会让您及您的后代继续为马来西亚成为负债国划上等号的。
要解决问题是要看政府的诚意，既然我们看现今的国阵政府没有俯顺民意明白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人民明白他们不满什么。
如果政府有诚意就应该撇开安华什么道德问题，其实自己有什么道德可言，连一个民主制度里最重要的问责制也看成是集体犯罪的玩意儿（再益不参我们玩，他不乖！）
国家要有尊严，人民也要有尊严，如果我们的现政府都不要有尊严的为民主建设，那我们只好很慷慨的为他们解围，对不起，辛苦了，我看你们做了你们久都无法胜任人民的基本要求，请下台一鞠躬，让能者兼之吧！
不要失去了民主价值核心
今天那些所谓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不再质疑司法公正，法治社会，贪污舞弊对国家经济有直接影响却很天真的说916戏散了，跳票了。
我本人不知道还有多少的80-90%相信916变天的坚信者，也不知道您了解的916必须一天做完全部转交政权仪式而不顾国家人民甚至是国会议员的安危吗,或者您自己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主运动不是一场游戏或一出您点的大戏。
民主运动是比较人对自由、民主、法治诉求的认真态度对歪理不妥协，对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vs.颠覆人民力量，瓦解民意的较劲，您选好边，站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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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要好好活下去！ |
我们没有参加聚会，没有举行任何抗议或游行，我们只是在简陋的民主机制下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人基本应该有的良知的工作态度。
我们不相信仍然有人相信颠倒是非可以使人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错了，请他列举理由！
如果有人绑架了你，你要坚强的活着！
生活带来历练，生活告诉你人世间的丑陋，
但是不要为此失去尊严，因为这些都会过去，
等到大地重新得到自由后，等到人民把自由和尊严高举的时候，
你是大地的英雄，你成为人们追求自由远离捆绑的最好的楷模，
让我们为大地的儿女致敬，好样的！
编者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标题才不敏感，不会累及你们。
如果能改就用来激励大家吧，如果太敏感就不要害人了。
谢谢你们。
原来为了自由的新闻，你们竟然要付出自己失去自由的代价！
悼念民主黑暗日..
My Random Musings 抓住你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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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矿工！
对野蛮与暴力的缄默是一种伤害！
~~我们可以悲观,但是绝对不能绝望！~~You 're never walk alone!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I did not speak out;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Jew.
When they came for me,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I did not speak out;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I remained silent;I was not a Jew.
When they came for me,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