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阅读：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结构性制约
我们讨论过很多社会问题,其中有些被认为是现代化引起的现代性的问题,比如信仰和价值观的缺失;有些更多的是社会结构特别是制度本身直接引起的,比如户籍制度和贪污腐败.但是随着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发现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被孤立的看待,它们交织在一起,任何企图通过采取一个单独的办法,比如立法和制定相关规定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课堂讨论中以及平时听到的一些意见中我感觉很多人的思想仍然有一种幼稚化的倾向,认为一旦取消某些规定,比如户籍制度,或者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当然还有最直接的一种,彻底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比如说改成资本主义,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这种天真的美好期待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以去年刚刚颁布的新劳动法为例,显然它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很快就被企业随后的对策化解了,其直接影响是明显的权利侵害,并且是合法的,接下来也许有些人认为它就可以发挥应有作用了,但是其效果仍然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现在资方权力占绝对上风且缺乏执法部门监管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单纯的描述社会现状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只是第一步,重复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并不能真正有助于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只会让我们已经有些麻木的神经更习惯于受到些惊吓而已,直到习惯某些事实.我在这里绝不是有意要批评什么,只是想说孤立的看待这些社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总的来说,我认为它们都是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治制度问题. 讨论政治制度,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经历的以及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以及紧随其后的并且从中发展而来的长达几十年的极权主义, 对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解，不能离开现代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如果说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含义乃是从前现代君主专制（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变，那么，现代专制主义的出现或者是这个转变初告成功后的逆向性反复，或者是转变正在进行中的病理性变异。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两种情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简单界定为现代中国在建构公共权力过程中产生的异化。 -> 大家可以从这段读起--》中国人在20世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以为，这个百年记录中最大的失败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由于民主化乃制度现代化的核心，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呈示了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扭曲。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产生就是和这个失败相联系的，是这个失败的结果。 诚然，从1912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民国”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对中国民主未来的可预期性的渴望。但北洋政府和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没能兑现民国庄严的民主承诺。制度转型的“逆向性反复”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当政时期都曾发生。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列强干涉，外敌侵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势之急迫亦在客观上强化专制体制的同时，使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退居幕后――这些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遭遇挫折的现实原因。正因为此，人们有理由期望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基础上，有效而实际地推进民主化进程。然而，历史发展是复杂的。原来的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并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宪政民主框架，而是继续了战争年代已经形成的、被已故政治学家邹谠先生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权建构思路。当1957年几个知识分子真诚地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时，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他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葬送了本来已很微弱的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最足以表现历史之诡秘的，还是毛泽东建立在激进、空想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这个以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为空间、近10亿人口动员的巨大规模建构的“共产主义”实验场，以其悲壮的结局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释读的遗产。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从这片废墟中走出来的，我们还远没有摆脱它――尽管从形式上看，今天这个金钱社会已经与那个“突出政治”的社会有了天壤之别。从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角度看，我们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史中看到更多的是公共权力机构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病理性变异”。 现代专制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现代学者主要用它来描述三个人以及他们的政权: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他们直接显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在汉娜 阿伦特看来,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是“权力上的集权主义”,它把人孤立化和原子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专制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是一种“不断革命”。 汉娜 阿伦特在她那本关于极权与专制主义的著名著作中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都会消灭运动自身.。”回过头去看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三人的政策就会发现,希特勒用侵略战争,斯大林用大清洗和秘密警察,毛泽东用建国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同样成功的在一段时间里达到了这个目的,从而维持了他们的统治.韦伯关于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理论,他指出现代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极权统治,必须赋予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转移内部矛盾,他必需引入一种外来的威胁,树立一个外来威胁的影像通常是他获得支持的重要手段.再看看前面提到的几位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无一例外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他们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那么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因为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像佛朗茨 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描述:”一种非国家的,杂乱无章的,无法无天的,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力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社会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了这种不可调和性,他残暴的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 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由下面6个方面构成：（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2）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执政党；（3）实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4）垄断大众的交流；（5）垄断政治组织以及（6）对经济的垄断性国家控制。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固然符合上述极权主义定义中的大部分标准（6条中至少占5条），但形成这种东西的原因却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在现代改头换面的延续），也有现实的（落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巨大的、农民构成主体的人口规模，独特的党-政-军权力结构方式，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遭遇的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误读基础上的对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以及所有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极权型专制主义的形成竟是在毛泽东一代革命领袖自信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在推进“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生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历史是以怎样冷峻而无情的逻辑摧毁了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说，毛泽东的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专制体制又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开放年代的威权主义体制。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信仰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威权主义作为新的独裁体制之表现形式与成长中的公共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远非经典极权主义的定义所能概括。比如上述6条定义，有些已经弱化（明显者为第6条“对经济生活的国家控制”）；有些则更加强化（如第5条“垄断政治组织”）。至于“垄断大众交流”一条则呈复杂、多面之特点：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威权主义政体若想实施新闻与思想的有效控制，就必须比极权主义时代的极权更加极权，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则可能较过去隐蔽而老练。威权主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制主义，它给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提出的课题，甚至比经典极权主义还要多。 再看作为主要解决途径的政治现代化,一般的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内涵一是实行宪政主。宪政的根本原则是法制与限政，即奉行宪法至上，建立有限的负责任的以营造良好环境为主的服务型政府。二是实行完善的竞选制度。民主的核心是权力的产生方式。亨廷顿认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因为民主涉及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治角色的分配所依据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而不是政治谱系的归属关系。三是实现大众化参政。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和政治稳定的需要。亨廷顿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合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程度。”广泛参政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也可以提高政府对于人民的影响力。有专家指出，什么时候公民的大部分游离于政党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决策，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四是建树法理型权威。根据韦伯的观点，执政的合法性、权威的正当性、政治的认同性不是源于道统、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源于个人的魅力，而是源于对法律的认可和服从。在这一制度下，人们服从的是这一组织的法律，即一种非人格的秩序，而不是统治者本人.以上这几点都可以被看作是围绕政治民主化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除了这些相对比较宏观的问题之外,我认为当今中国政权还有一个同样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政治功能的专门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一方面，政府各种专门的职能部门应从政治统治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的独立性，各司其职；另一方面，科层组织应变得更加精密，权责明确。再有就是公民本身的素质问题,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形成成熟的公民人格。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公民应有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识,而不是子民、暴民的人格和意识。 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难想到,任何一个受过教育有点想法的人都说得出几条,我相信决策者也不可能不明白,关键在于当想法仅仅停留在这张纸上的时候它仅仅只是想法,它没有任何力量,甚至除了一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会看它一眼.并且我确信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因为某些原因,闪闪发光的思想只能呆在废纸堆里。中国人努力了100多年仍然不能完全解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死结, 政治现代化迄今为止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棘手的历史难题。 许多人都说，现代化不是西化。这当然是不会错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带有本民族或本国的特色。但是,现代化的源头是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经济工业化属物质层面的东西，可以不带有西方人文的特色，但政治民主化属制度性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包含西方人文的精神。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建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现代民主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特别是雅典民主的延伸、扩大和发展。迄今为止，除古希腊各城邦外，我们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古代实行过民主；除欧洲以外，我们也找不到其他地区的城市在中世纪推行过民主制。就中国而言，虽然“民主”二字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出现了，但它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从孔子到龚自珍，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始终没有突破民本思想的层次，没能实现从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创造性转换，更不用提对民主制度性建设的贡献了。一个民族历史愈悠久，其文化的生命力愈强，其文化的惰性也就愈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惰性也构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阻力，造成了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推行的困难。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经济发育不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立足点。近现代民主政治与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现代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基础。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质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足是中国政治现代化难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前，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言至多只能算是汪洋大海中的几个零星的孤岛。即便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强年份1936年，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只占到10%左右。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敌视市场经济，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固有物，结果在全盘计划经济下，民主政治的主体——个人，成了单位的附属物，从而使民主建设因缺乏市场经济而流于形式。 关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利弊，长期以来国内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体系有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够完善，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高中政治课本上是这样说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的：“目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有些要素市场严重滞后、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市场运行的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由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体系还没有最终形成。”这个说法未免太宽泛，不过在很多人批评和抱怨房地产等市场化失败的时候，我倒更相信这恰恰是市场化不完整的后果。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直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经济改革的贪污腐败问题,特别是结构性贪污腐败。结构性腐败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蕴育了形形色色的结构性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如，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跑部（步）钱（前）进”、“有礼（理）走遍天下”、“得不到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大不使劲”的现象，就是中央集权型体制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工作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因为中央的部委对某些企事业单位具有直接控制权，并掌握资源调配、资金划拨、贷款审批等权力，一些领导人的一张批条可以决定一个地区是搞开发区，还是种经济作物，而无须作任何论证审批。因此，某些地方和单位的官员为了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就得跑上级计划部门，进行请客送礼、感情投资，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以最终获得更多的优惠或享有某种政策灵活性。这种利用权钱交换、权物交换谋私和谋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被许多人视为公关而效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见，结构性腐败的产生主要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社会必然性。由于政治特殊的规定性，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其他一切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缺乏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一些权力机构既是权力的执行者，又是权力的监督者，没有外部监督和对监督者的监督，如政府部门内部有监察局，党委部门有纪检委，而外部监督通常只有上级政府或党委的文件禁令和规定。在这种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实际上很难防止以权谋私和谋取小团体的利益。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下级官员的任用和权力受制于上级领导，下级部门的某些利益也受制于某些上级部门和领导，由于存在着这种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因而下级官员为了维护其权力或局部利益，就得向组织、人事、劳动部门以及主管部门请客送礼，进行感情投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与竞争相结合促使权力膨胀和腐败。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结构性腐败。腐败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我国现有社会管理体制、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必然结果，试图通过思想教育、“两院通告”之类的办法以及阶段性的严打运动都是很难加以根治的，必须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深层次上铲除产生腐败和引起腐败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参考文献 [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刘绯，张立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 （美）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 （美）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4] （俄）列宁.列宁选集.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 [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 [6] （美）汉娜·阿伦特.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7] （新）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吴忠民，刘祖云编.发展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3]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4]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5]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标签：
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表达了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愤怒。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确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直到，那一条路会引向前方。这种不确定性是贯穿整个历史的，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直到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说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就将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博文
发表评论